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徐浩峰1993年上大学,赶上了诗歌黄金时代的尾声。“那时候,诗人还游走于校园,大学生在宿舍收留流浪诗人;每个高中都有摇滚乐队,大家拼的其实是歌词。我们相信只有笔和纸,也能干艺术。”
于是,徐浩峰对“练文字”这件事是有执念的,那也可能是整代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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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搭手飞人》首演,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徐浩峰的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根据他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白俄大力士》改编,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和2003年,由他执导的话剧《北京无冬天》《这块儿的黎明静悄悄》,分别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与实验剧场上演。
徐浩峰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个传统,从“第五代导演”再往前,学电影导演的学生同时把话剧导演也学了,所以在话剧能力上没有问题,“电影学院的老院长章泯和导演系老主任田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著名的话剧导演”。
但毕竟是一个电影学院,做话剧导演就显得有些“孤单”。“一方面没有这么一帮搞话剧的同学一起;一方面需要自己做话剧剧本,而我的修为还不够”。所以在导完两部话剧后,徐浩峰暂时停止了话剧导演生涯。
出乎周围人意料的是,徐浩峰没有立马转战影视剧导演或者编剧,而是写起了小说,一写就是快十年,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倭寇的踪迹》在2011年才诞生。这在中国导演身上并不常见,但徐浩峰觉得自己的选择并不稀奇。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很多之前是影评人或者小说家;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很多导演,也都以文学修养著称。所以,这不是我的奇思妙想,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徐浩峰说,“我们这代导演相信,先把笔头练好,再当导演。”
从大一到大三,徐浩峰写了三年诗。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发表渠道,写诗只为自己;那时候打印贵,对学生来说比较奢侈,复印便宜些,于是徐浩峰把自己的诗先工工整整地抄到纸上,再去复印,装订成诗集。不过,诗集已经和大学时光一样,只留在了记忆中,“我有一个同学中年失败,退出影视圈,退出城市,回到家乡。他后来与同学们的交流,就是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诗——他一样得到同学们的尊重”。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徐浩峰的身份十分“斜杠”:从《倭寇的踪迹》到《师父》《箭士柳白猿》《刀背藏身》……他拍出了自己的武侠电影风格;除了给自己的导演作品当编剧,还曾凭借《一代宗师》获得201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还几乎每年都出版小说……终于在2023年,他重回话剧舞台。
《搭手飞人》中,当代一部武打片的首映日,一位电影厂老职工的子弟,向职工宿舍的保安道出这部武打片的故事素材来源,继而追溯到1916年天津武术界的一桩比武事件。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天津武术文化的传说与典故、人情与品格,天津传统武术界的推手与大杆子技法,一一呈现。
拍电影时,徐浩峰要求演员“真打”,武打形态要以“打得有理、赢得漂亮”为标准,一招一式,“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性”;到了话剧舞台,还打不打?“以前的话剧遇到打戏,往往模仿的是京剧,摆一个样子,慢慢打两下,或者转到台后。我想做一个突破,一是加长时间,二是加上速度和力量。”
徐浩峰发现,电影适合表现复杂的动作和招式,其实现实打斗中并没有那么多花样,往往两个人一搭上手,其中一人就飞出去了,也就是所谓的“搭手飞人”——这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再现。看来,话剧有时候比电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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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对天津武行尤其钟爱。话剧《搭手飞人》与他的《师父》《门前宝地》等电影一样,讲述民国时期天津武行的面子与里子、规矩与破局。徐浩峰母系中的一些人是旧时代天津社会结构中的主干人物,他姥爷的弟弟李仲轩则是天津武行中的人物。“由于家庭原因,我从小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长大以后有机会去掌握家族口传之外的一些社会资料,这样,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题材。”
“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逻辑,是我作品的主题,我也一直从民间汲取养料。年轻时我大量采访自己爷爷辈的人,做了许多口述史文章,因此对民国时期有所了解,在这部戏中能够有所体现。”徐浩峰说。
什么是百年前的逻辑?徐浩峰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有时候道德比法律管用。“中国百年前的商业没有那么多纸面的契约,很多时候是口头承诺,没有物证,甚至连个人证都没有。但只要说了,就会兑现。证据可以被赖掉,有契约就有欺诈,但讲道德则不会。”
徐浩峰说:“我们这代人从校园走向社会,正是社会发生转型的时候。又过了几十年,我把这样的故事搬上银幕或者舞台,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他们又开始相信礼仪与道德,尊严与坚守。”
中学时代,徐浩峰在中央美院附中,先学国画又学油画,老师同学都预测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然而在毕业创作的时候,他又想当一个电影导演,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电影导演,这是我年轻时候就有的志向。我几十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坐在监视器前。”徐浩峰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