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波
编辑/米利暗
没想到,拍了十几年的经典影视作品,也会有翻车的一天。
前不久,上世纪华语影视经典《甜蜜蜜》上了热搜,对于这个讲述两个闯荡香港的苦命男女聚散离合的爱情故事,热评第一和第二表示:
黎明脚踏两条船,张曼玉知三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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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解读的文艺作品远不止于此。
2012年的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钏》,女主角王宝钏放弃丞相之女尊贵身份,下嫁了叫花子薛平贵,由此被网友们谴责“恋爱脑晚期”。
经典爱情故事梁祝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祝英台放着富二代、官二代马文才不要,非要喜欢穷书生梁山伯,简直是不识抬举的傻女人:
就连贾宝玉,也成了没有考取功名来保护身边女子,而致家破人亡的“不负责任的男人”。
获此“殊荣”的也不止华语经典,《泰坦尼克号》的Rose出轨、Jack撬人墙脚,包法利夫人是爱慕虚荣的荡妇……
究竟是时代变了,还是我太落后?
“现在看来,都是毁童年”
“脚踏两条船”“知三当三”的《甜蜜蜜》,道出了时代洪流下,两个在异乡闯荡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选择,在其中暗生的的情愫,小人物在时代中的无奈——
黎明扮演的唐小军在香港打拼,想要把异乡的女友接到香港;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一心想挣钱,成为一个香港人,在异乡的孤独日子里,他们相互取暖,共同喜欢邓丽君,出路晦暗的压抑时光,黎明骑着车,车后座的张曼玉哼着《甜蜜蜜》,但最终也没有敌过“你来香港不是为了我,我来香港也不是为了你”的命运交错。
但如今,那些幽暗的情愫,人性的复杂,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挣扎,被简化成了黎明是渣男、曼玉不知检点。
而《薛平贵与王宝钏》原本出自传统京剧《红鬃烈马》,赞颂王宝钏贤惠善良、有情有义,不嫌贫爱富,敢于反抗封建婚姻,演了几百年后,估计也没想到,还能突然被骂。
剧中丞相之女王宝钏跟父母决裂,为了自由与爱情嫁给叫花子薛平贵,其后薛平贵出征18年,王宝钏就挖野菜度日,但丈夫在出征的时候,救下了代战公主,迎娶了公主。
虽然最后薛平贵与唐肃宗父子相认,继承了皇位,王宝钏被封为皇后,在古代的逻辑下,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结局,但网友并不满意,觉得王宝钏不应违背父命:“恋爱脑发作能有多离谱?能让丞相之女挖18年野菜哦!”。
王宝钏由此被封为“恋爱脑鼻祖”, 想谈恋爱的时候就会有姐妹出来“挖野菜警告”:罚你看王宝钏挖野菜一百遍。
而马文才也从童年的大反派,变成了真爱至上的白马王子。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视频评论区中,一水的——
“小时候觉得马文才很坏,现在才发现马文才才是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
“我喜欢马文才有钱有势最重要他爱我”
“心疼马文才,这才是真爱”。
……
祝英台,则成为不知好歹的蠢女人,好好的媒妁之言不要,放着爱她、有权有钱,还能容忍她出嫁时祭拜前男友的痴情马文才不要,偏偏要与自己的穷同学结婚。
悲剧,就是因为祝英台的恋爱脑造成的,她辜负了富家少爷的一片真心,“祝英台岂能配得上马文才?”。
祝母祝父这么强烈地反对与逼迫祝英台,也情有可原:“哪有父母不希望自家女儿嫁得好的。”
至于贾宝玉,就更是不可救药的纨绔子弟了,作为官二代不思进取,身边莺莺燕燕,最后结局不好是因为“宝玉始终不明白,只有努力仕途经济,他才有能力真正保护这些女孩子”。
学者们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男女关系史无前例地不再坐落于亲子关系的延长线上,反与其形成对峙,贾政等家长形象被认定为是固守压迫人性的社会秩序,是对浪漫爱情进行残酷迫害的执害者。
但网友们觉得,贾宝玉放着好好的家族关系、人脉不要,若他子承父业当上大官,怎么会“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都是咎由自取。
至于不愿意当家族利益交换的傀儡、豪门无聊花瓶的《泰坦尼克号》的Rose,就更是毫无道德底线的荡妇了,“限于Jack给他的新奇而全然无视未婚夫爱的深切”,而其母准备许配她嫁给的豪门卡尔,为Rose“抛弃了身价百万之人的傲气”。
还有无数重新“翻红”的影视剧不胜枚举:
《雷雨》——乱伦巨作;
《红高粱》——没有一个角色是正经人;
《阿飞正传》——贱男骗贱女;
《花样年华》——绿茶婊与矫情男;
《情深深雨濛濛》——渣男与绿茶婊;
影人王家卫、作家金宇澄将小说《繁花》改编成影视剧,还未上线,就已经因为原著中有关于角色婚外情的描述,被抵制。
……
今人视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恋爱脑,21世纪新型绝症
艺术作品们被如此解读,无非是“现实照进艺术”。
人类学家项飆认为,当下的年轻人在恋爱关系中呈现出了非常撕裂的特质,一方面非常的功利化,但另一方面,又要求非常纯粹的浪漫。
展现在艺术作品中,是年轻人们既会认为应该选择有权有势有安全感的“马文才”们,又会要求主角在爱情道德上必须纯洁无瑕,比如Rose有婚约不应该对Jack动情,在言情剧里,尤其强调要男女主“双洁”(双方均为初恋),其间有丝毫的动摇,都称不上是爱情。
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年轻人们也并没有双标。
在当下,年轻人的恋爱里,热度很高的一句话是“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指无论是考研、考编还是考公务员,“上岸”之后都会抛弃没有进入高校或是体制,还在“水中”的伴侣。
网易数读统计了知乎和豆瓣中的相关讨论,发现在上岸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中,很多人都提到“收入”“阶级”“条件”等字眼。其中,排第一位的是“觉得双方条件不匹配”,有人认为,上岸之后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理性选择。
〓 图源:网易数读
在是否要进入下一步的婚恋这样的问题中,年轻人们列出了“门当户对表格”,表格除包含年龄、身高、性格、爱好等,还有学历、家庭状况、家庭储蓄、职业、收入等,男女双方的条件都要逐条比对。
门当户对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家庭条件悬殊,那么不管对方个人性格如何、品质如何,都会被划进“绝对不合适”的范畴中。
而这并不是小部分人群的行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学者许琪对中国人的性别观念进行了调研,她比对了2000年和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数据,发现年轻一代明显向传统回归了,更多的人开始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而不那么需要考虑物质的恋爱中,年轻人也要掌握绝对不陷于被动的办法,要适度冷漠,要嘴甜心硬,要有“反派心态”。
一旦陷入爱情成为了“恋爱脑”,那就是一定要刮骨疗毒的绝症,哪怕有的时候,所谓的“恋爱脑”只是想要黏着自己的伴侣这类相对正常的需求。
另一方面,crush变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高了起来,年轻人们更加追捧只有短暂露水情缘而没有更深入关系的心动时刻,年轻人觉得,爱情的美好建立在没有再下一步,停留在纯粹的美好中,如果一旦沉沦,就会从一段令人心动的感情,变成了要被打击的恋爱脑。
由此,纯粹的浪漫和完全的功利,看上去相悖的两件事,在当下的年轻人身上自洽地实现了。
年轻的人们,杀死爱情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年轻人选择了“杀死”爱情。
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指出:“爱欲是一种超越了工作绩效和能力的、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情态动词就是承认‘无能为力’。”
而今天的年轻人,恰恰是把爱情 KPI 化了,外貌几分、学历几分,做了这件事加分,没做那件事减分,爱情变得可一条条被量化。
谈恋爱,也变成了一件像产品一样可迭代的东西,经过快速试错、快速抉择之后,就能得到最优解。
年轻人更反抗“无能为力”,信奉智者不坠入爱河,所以crush变成了上乘之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刘擎描述这样的现象为“驯服爱欲”,年轻人只保留感情为我所用、令我愉悦的那一部分,而拒绝可能的痛苦和风险,但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正是它磅礴的生命力和不可预测的玄妙,驯服也就意味着消散,在这样的情况下,“爱欲”自然已死。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年轻人。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同样也分析了爱情的产生条件:它要求一个人要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够发现他者的存在。
爱情要求人们放下防备,放下自我中心,不再用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样纯粹的爱,伴随着付出和收获不匹配的风险,在过往,人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但如今变得尤为艰难。
复旦社会学系教授沈奕斐认为,在过去的“慢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稳定,追求爱情多被视作获得不确定性和非凡人生的一种途径和体验。
的确,在那个车、马、信都慢的时代,人的人生经验禁锢于出生的一方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湖面惟有通过爱情才能泛起涟漪。
然而,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固有特征,疫情、国际战争、极端天气、ChatGPT等科技的急速发展.....生活不依靠过往经验展开,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置身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明天不再是今天的延续,年轻人的生活已经足够不稳定,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更不想再去挑战这种不确定性,只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
项飆也认为,年轻人呈现出非常功利又要求纯粹浪漫,是在不确定性弥漫的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爱情是难以被抓住的,而婚姻中的财产、地位是有形的,抓住虚幻的爱情可能导致损失,抓住门当户对的财富至少能保证不至于阶层下滑。
踏入了一条不确定性的河流,拒绝爱情只是年轻人们表现的其中一面,近年来年轻人热衷上香、求手串,考公考编人数逐年上涨等,也是这种不确定性焦虑下的一种展现。
生活的体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冒着“过不好”的极大风险,拒绝有财富保障的生活是难以理解的,年轻人重新回归传统的婚恋观,要门当户对,是一种自保的选择,无可厚非。
只是我依旧怀念,那个高喊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