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的审美趣味与思想引领
文/艾华林
2023年9月，看到《当代·诗歌》试刊号出刊信息，多年未写诗的我竟然莫名地亢奋起来。毫无犹疑地下订，满怀期望地等待，迫不及待地阅读，这是我自2019年开始创作汉语新诗以来，从未有过的热忱与期盼。那么，当代诗歌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所呈现的面貌怎样呢？
从胡适引进白话新诗，开启汉语言文学革命新纪元迄今，诗道的崎岖与坎坷，诗艺的成熟与分野，诗意的晦涩与烂俗等等，我们都耳目能睹。然，不可否认，在白话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中，是出过一些耀眼的诗星，闪烁过一些夺目的光彩，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诗人、作品，又有几个人，几首诗呢？
依我对现代汉语新诗的有限了解，窃以为，自朦胧诗以降，汉语新诗的发展在敞开的现代性抒写中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或把晦涩难懂视为圭臬，或把低俗下流奉为先锋，而诗歌生态的宣泄、混乱、无序，不仅恶心了读者，更糟蹋了诗歌，最终受伤的还是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时常在网上看到新诗已死的悲观论调，余不以为然，但也心生疑虑。诗歌面目可憎，诗人处境堪忧，诗意抒写欲往何方呢？
在这种创作生态里，本着“把有创造力的好诗人请出来，把独立创作的好诗歌呈现出来”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当代·诗歌》应运而生了。
说心里话，我是怀着忧思来阅读《当代·诗歌》的。正如商震老师在卷首语里所说：“制作再精良的假花，也欺骗不了蜜蜂”，颇为认同。我一直认为，我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厨师，但食物的咸淡好坏，还是品尝得出来的。而好，《当代·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整体面目没有令读者失望，既没有滑向低俗，也没有向晦涩狂飙。相反，窃以为，在汉语新诗敞开的现代性抒写中，《当代·诗歌》所刊的这些作品呈现出了当代诗歌最好的面目和纯熟的技艺。
“有的人，几十岁皮囊已满/装进去什么，就一定会/溢出什么/有的人像是刚刚倒满的啤酒/放一放，还有空间。”（李长瑜《容器》）这诗写得太有感觉了，短短几十个字，让生活机变的诗意和人生哲理的意味溢出“容器”，是一首贴近生活的有质地的好诗，达到了平缓叙事与激越抒情的平衡，既不野，也不失“文胜质”的品格。可见《当代·诗歌》选稿用稿之精细与独到。而从“致敬”“中坚”“处女地”“校园”“朋友圈”“地理志”等栏目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作为给诗人作家显才露智的刊物；《当代·诗歌》也像一个容器一样，既包罗万象又能坚守底线思维，亦能见出编者有意引领新诗风尚与审美的使命担当。
“迟早有一天/当弯曲这个事实/发生在我身上/——说明/我已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沧桑/弯曲的力量/大于挺直的腰板”（《弯曲》）。杨森君的诗歌“弯曲”就像一根压弯了的扁担，有生活的质感，也有人性的光泽，但那种生命的体悟只有经历种种沧桑的人才懂。也许正如“80后”诗人雷晓宇所言，“人世的悲欢”有了“依附之地”，“世俗一点也可以得到原谅”吧。（《白雪》）诗三百，曰无邪，在这里得以展现。雷晓宇是身着橄榄绿的军旅诗人，他的诗质朴自然，虚实相应，驳杂相间，而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读来畅快，给人以清新隽永，优雅得体的美的享受。这在新诗分野的天平上，达到了物质理论上的平衡。
而作为“70后”诗人代表性人物的刘春，他的书写不谄媚、不讨巧。用刘春的话说，写诗就像盖房子，要讲究结构合理、造型美观和材料扎实等问题。但在我看来，刘春的诗则像他喜欢野炊和做菜一样，有生活的细腻和烟火气，却不油腻。“这一生我们必须信任一些事物/……必须抛弃一些事物：猜疑，自大/狭隘，内心的黑暗”（《有所思》），本卷刊发刘春的11首诗，写的都是生活中稀松寻常的事物，但总有一些人生的小感悟小哲思，从温润语词的包袱里钻出来，像微风摇曳的麦芒。而现代新诗的问题是，汉语新诗普遍缺少心气与力度，即使是那些为现实苦难和社会热点发声的诗文，亦缺乏有力的呐喊，像紧握的拳头高高地举起，又轻轻地打在棉花上，成了花拳绣腿。
现在，回望汉语新诗的发展脉络，我们有一个观感。那就是从“他们诗群”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著名论断和“第三代诗人运动”共同完成反抗朦胧诗“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体系的祛魅之后，现代新诗便在汉语言文学的荒野上开启了口语化写作的集体狂欢，从而走向了晦涩与低俗的两个极端。直到新时代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混浊的文艺生态才逐渐得以澄清。就在这种时代语境的召唤下，一些诗者又开启了回归本源的新诗实验与理论探索。
“已经没有小径/让我在幽深处遇见自己了/摄像头安装在拐弯处/小径变得笔直/岔路再多/都通向同一个地方/被注视/千年石板也在翻身/来回走动着/我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走动的石头中间/发出轰隆隆巨响”（《人间无小径》）。我虽然不能准确地弄清楚诗人想要表达的诗思意蕴，但我在通读笨水创作优良的这些诗作时，我发现诗回到了诗本身。从笨水“去诗人主体化写作”的探索来看，诗作高度精良凝练的语言并没有承载附加的任何价值和喜怒哀乐的情感，而诗歌好像一个冰冷的容器，运输了诗意、想象与生活。我们姑且将这个诗歌的容器喻为酒杯吧，当你举起它一饮而尽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它是毒药还是美酒呢？这恐怕是所有诗者都应该重视的一个感受或疑问吧。
依白居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诗者，首先是要把感情放在首位的。如果诗歌真把诗人的主体性剔除，它所呈现出来的诗意、想象与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若如笨水所言，去主体化的诗意写作能获得多样的主体体验，无限地接近理想的主体性，从而达到“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无我境界，未尝不是一块先验的试金石。
一口气读完笨水25首“去主体化写作”的诗歌，虽然阅读得非常畅快舒爽，却毫无印象。当代诗歌历经百年沧桑，已相当成熟圆润。抛开朦胧诗时期产生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诸多名句。当代诗歌，每天产生的众多优秀诗歌，为何像于坚、笨水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几乎都是有篇无句了。这是不是跟我们当代的诗者只重语法而轻语义（思想性）有关呢？
综观当代诗歌写作，诗人们似乎已经彻底摒弃了诗者的豪迈与骨气，在敞开的汉语言里自由驰奔与狂欢。而现代汉语新诗好像业已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力量和心气，诗者也好像丧失了为现实发声的使命与勇气。另据笔者观察，在“他们诗群”提出“诗到语言为止”之后，汉语新诗就出现了泥沙俱下的解构浪潮。而今，几经沉淀，汉语新诗逐渐回归本源，现在又有人倡导去主体化写作。我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但如果诗歌创作者一味地去主体化，诗歌又如何反映现实、体现真实，诗者又如何彰显自我的真心、真情呢？如果仅靠语言来呈现诗意，那去主体化写作也会变成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到那时，诗歌又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呢？
之前听到新诗已死的悲观论调，我还不以为然的。今天读《当代·诗歌》，我发现，新诗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因为现在汉语新诗的写作已至“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了。我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我信佛啊。我知道虚无里面也有辩证法，也有唯物主义的。
我们不喜欢言之无物、有形式无精神的“文胜质”类的诗歌；我们要努力展示反映现实生活并且叙事与抒情平衡的诗歌。诗歌的核心是诗，诗的核心是真实，真实的核心是诗人鲜活的心跳。无论用什么语言方式、表达方式、结构方式、只要使用真心、真情、能有效传达并具有艺术感染力，都是好诗。《当代·诗歌》卷首里的这段话，彰显了当代诗歌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引领，但愿“去主体化写作”还原诗歌本真，达到某种生态平衡。
艾华林，1984年生，湖南邵阳人。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红河州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首席会员，深圳市、邵阳市、蒙自市作协会员。现为邵阳县文化馆《江花》杂志责任编辑、《华夏早报》“思想者国际副刊”执行主编，并主持传承自西南联大的《南湖诗刊》和《红艺评谭》等微信公众号。
作品散见《文学自由谈》《文学报·新批评》《诗潮》《中国诗歌》《芳草·潮》《西北军事文学》《打工文学》等。诗歌入选《华语诗歌年鉴》《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2011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文学的光荣》《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等。曾获首届打工文学大赛三等奖（诗歌），第三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二等奖（诗歌）。出版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等。曾与70后陈才锋、90后许立志被《南方日报》人物栏目作为三个年代的诗人代表予以报道。现栖居蒙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