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安乐死”的争论一直不断，到目前为止全球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也不超过4个。

人们一直徘徊在法律和道德之间，而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每年数以万计的绝症患者，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

对于一个绝症患者到底能不能够选择有尊严的离开，很多的时候并不能取决于自己或者家人，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给予充分拒绝的理由，但也许他们从未能体会到当事人的感觉。

在中国，“安乐死”也是属于非法的，不管是从法律层面上，还是人们的传统观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没人可以接受大逆不道的指责，但如果你能设身处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也许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索。

1986年，蒲连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看到病人生不如死的挣扎，感受到家属痛不欲生的心境后，同意了家属的请求，为病人实施了中国第一例“安乐死”，而他也因为这次勇敢的尝试而后悔不迭。

不可承受之痛

春天的陕西省汉中市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在市传染病医院里的一间病房内，夏素文一家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1984年，59岁的高素文被诊断出了肝硬化晚期，这无疑是对高素文宣布了死刑。

在了解了情况后，高素文选择了回家保守治疗，因为她知道这种病是不治之症，与其在医院里浪费钱还不如回家，好好的与家人一起度过最后的几年时光。

2年过去了，夏素文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女儿立刻就把夏素文又送到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主治医生就是蒲连生。

当蒲连生见到夏素文时，病人已经消化道出血、大量腹水、大小便失禁了，情况十分危急，蒲连生当即做了应急治疗后，就找来夏素文的女儿并对她说，情况很严重，医生也是无力回天了，能做的也就是减少疼痛，姑息治疗了。

听到这个消息，夏素文的大女儿再也无法忍住泪水了，虽然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但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她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情，她跪在了蒲连生的身前，祈求医生能够救救自己的母亲，而蒲连生却只能无奈的摇摇头。

夏素文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含辛茹苦的把三个儿女抚养成人，本想着老了以后可以享几天清福，没想到却得了这个要命的病。

在过去，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苦，碰到怎样的艰辛，夏素文也是咬牙挺过，从没掉过一滴眼泪，而现在残忍的病魔却无情的摧残着她，一向坚强的夏素文疼的蜷缩在病床上，头不住的撞向床边，而她的大女儿却什么也做不了。

两个女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们商量了一下，还是赶紧给在西安上班的大儿子王明成发了一份电报。

而此时的王明成更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看着床边的儿子，夏素文颤抖着把手伸了出来，王明成赶紧握住了母亲的手，此时他感觉母亲的手是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无力，铁塔般的汉子一下子扑在母亲的身上喊了一声“妈”，泪水逐渐洇湿了母亲的被单。

在接下来的几天日子里，王明成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他要尽当儿子的一份责任，同时也弥补一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这亲自一照顾，王明成发现母亲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长时间的疼痛已经让夏素文的身体扭曲变形，经常会在睡梦中被突然袭来的一阵疼痛疼醒，然后就是无法睡眠的漫漫长夜。

这种煎熬，王明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让护士给母亲打一针止痛针而已。

第一次想到“安乐死”

这一天，刚刚睁开双眼的夏素文强打精神对王明成说：“儿啊，妈受不了了，求求你让妈走吧，太疼了”。

没过多久，夏素文迷迷糊糊的又陷入了昏迷当中，王明成赶紧去找值班医生，恰巧今天当班的医生正是蒲连生，王明成对蒲连生说：“大夫，求求您想想办法吧，救救我母亲，花多少钱我都认”。

蒲连生看着一脸虔诚的王明成，苦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母亲的病情太严重了，能用的方法我们都用了，真的尽力了，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减轻一下她的痛苦，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听到这里王明成欲哭无泪了，作为儿女，他们该做的都做了，但却无法代替母亲的痛苦，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痛苦的嘶喊中一天天的消瘦，最终在痛苦中离去，而他们却无能为力，一想到这里王明成就心如刀割。

这一天的夜里，夏素文又疼的睡不着觉，她蜷缩着身子不断的呻吟着，不一会就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哀嚎，豆大的汗珠布满了夏素文的额头，王明成叫护士打了2针止痛针才勉强让母亲睡着，也就在这时，王明成又一次敲开了蒲连生的房门。

本以为又来求他想想办法的蒲连生怎么也不会想到，王明成提出了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请求：：“蒲医生，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母亲不受痛苦的走，比如说安乐死之类的？”

蒲连生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王明成会提出这个想法，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王明成。

他也向王明成说清了在中国“安乐死”是非法的，是要受法律责任的，虽然他母亲的情况确实难以忍受，王明成也确实尽到了责任，但在法律面前谁又敢越雷池一步呢？

蒲连生劝王明成赶紧打消这个念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都有活下去的权力，而我们也只有帮助他们活下去的权力而不是扼杀，蒲连生希望王明成好好地照顾母亲，陪她走完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程。

王明成回去了，蒲连生也松了一口气。

但他没有想到王明成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王明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上次夏素文和他提过之后，王明成就在考虑是不是该达成母亲的心愿。

主观上讲任何人都不想让自己的亲人过早的离去，但客观上又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让我们不得不去有所抉择。

就像王明成，他是多么想让自己的母亲多留在世上些时间，但他也知道对于母亲来讲这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都是难以忍受的。

对于生命的尊重难道就是体现在这最后的时刻吗？你又有什么权力剥夺别人远离痛苦的权力呢？一个人想要不受痛苦，有尊严的离去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王明成在痛苦中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让自己的母亲安静的离开，而不是在无休止的疼痛中忍受折磨，于是没过多久王成明又一次的找到了蒲连生。

如愿以偿

王明成首先说明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也是病榻上的母亲的意愿，他不想看到母亲被活活的疼死，如果一个人的孝顺就是看着自己的母亲活活疼死，还要延长这疼痛的过程，那他就是这病魔的帮凶，又何谈孝顺二字呢？

而蒲连生又何尝不理解王成明的苦衷，多年的医生工作让他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这种病人在极度痛苦中离去的场面，他也屡见不鲜，每当这种时候蒲连生都有一种莫名的愧疚感，但更多的也是一种无奈。

他不是不想帮助王明成，而是他不能，这一次他差一点就答应了王明成，但在业务考核和晋级的关键节点蒲连生犹豫了，理智又一次占据了上峰，蒲连生又一次拒绝了王成明，并告诉他不要再来找了，他是不会答应的。

没有想到的是，转天王明成就再一次的走进了蒲连生的办公室，手里还拿着一份免责书，王明成跟他讲，这个决定是他和母亲的共同决定，与其他人无关，如果之后产生任何后果均与蒲连生无关。

王明成跪了下去，再一次请求蒲连生帮助他母亲结束痛苦，男儿膝下有黄金，蒲连生明白王明成的这一跪意味着什么，他也了解了王明成的决绝，也不知为什么就在这一刹那，蒲连生鬼使神差的同意了王明成的请求。

就这样蒲连生开出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安乐死”处方，大剂量的“复方冬眠灵”，激动的王明成立刻就拿着处方去药房拿药，但是他却忘记了把这件事和自己姐姐商量，也为以后埋下隐患。

药房的护士看到处方后也是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这个处方有问题，于是马上就去找蒲连生核实，蒲连生就把情况和护士说了，家属再三再四的请求，并且也签了免责书，于是护士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就把药取给了王明成。

在当时，我国对这种大剂量的镇静注射液是有严格管控的，它必须要求由第三人注射，而这也难坏了蒲连生。

大家都明白这一针下去会发生什么，所以没有人愿意惹这个麻烦，最后蒲连生还是请了医院里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来帮忙。

终于，在6月29日的凌晨，他们给夏素文注射了100毫升“复方冬眠灵”，这一刻夏素文的脸上却露出了难以察觉的“幸福感”，王明成和他的母亲也终于得到了解脱，而蒲连生的噩梦却刚刚开始。

悔则晚矣

下午当大姐照例来到医院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而且是以“安乐死”的方式离开的。

她无法接受现实，一气之下就把蒲连生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谋杀”，但她没有想到的是王明成提出的要求，这一下连同自己的弟弟都成被告。

案情一经发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对案件所持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夏素文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是解脱，况且本身也是由当事人自己提出的，又有免责声明，所以不能判处蒲连生的谋杀罪。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不管从法律的角度还是医德的角度，蒲连生都不能擅自决定为夏素文注射“复方冬眠灵”，从客观上结束了夏素文的生命，而王明成的免责书也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声明。

对于法院来讲，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也尚处首次，“安乐死”在当时也并不为大家所熟知，没有先例，相关取证也非常困难，就这样案情的审理陷入了僵局。

而这一拖就整整拖了一年有余，蒲连生也在看守所里整整呆了一年多。

好在法院充分考虑到了民意的呼声和案情的特殊性，终于在1991年的4月份判定了蒲连生无罪释放。

法院认定在整个案情当中没有发现当事人之间有利益交换，“安乐死”是在夏素文极度痛苦并且没有生还希望的条件下，由夏素文和王成明共同提出的。

蒲连生是出于同情心和一个局外人的良知才同意实施的，本意上没有杀人动机，而且一年多的时间，也让王成明的姐姐放下心结。

她也明白了王成明和蒲连生的良苦用心，也原谅了蒲连生，这一天距离夏素文离世已经过去了492天。

虽然蒲连生无罪释放了，但这件事却对他的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回到医院的蒲连生被取消了行医资格。

他的前途尽毁，对于一个曾经有着光明前途的主治医师来讲，这无疑是判定了他职业生涯的死刑，蒲连生只能在医院里做起了清洁工。

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当记者问起蒲连生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时，蒲连生略加思索的回答：“当然后悔啊，如果在回到当初，给我100万也不会开那样的处方，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而夏素文的儿子王成明也因为长期的悲伤而一病不起，经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极度的痛苦让他多么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获得解脱。

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再敢于给他开出药方了，他为母亲实施的“安乐死”也成为了唯一的一次。

“安乐死”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从立法上承认“安乐死”也是遥遥无期的，它涉及的因素太多，包括医学上的认定，伦理上和道德上的认可，法律方面的可操作性都是非常困难的，也很容易被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

但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立法的呼吁也越来越强烈，国家也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机制，加强对罹患绝症、重症的相关患者的心理疏导和临终关怀，同时做好家属的辅导工作，让他们在世上的最后阶段不再痛苦，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