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徐菊农因缘际会，曾在末代状元张謇府上当过一段时间的差，“啬公”身上那实事求是之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感染着他……
祖父徐菊农在世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对末代状元张謇的崇拜早已耳濡目染。当时家里正厅中央便挂着一幅张謇的巨幅炭画像，风雕霜刻的眉宇间洋溢着英俊睿智的光彩，黑白相间的胡须又显示出沧桑和慈祥。祖父尊崇他为“啬公”，我们一家大小都称之为“张四先生”。书房里的布置更为惹眼。迎面是孙中山的照片，右上方题款“季直先生惠存”，左侧落款为“孙文”。两边则是张謇亲笔书写的“勉联”：“小试拟学墙东叟，逸书重问济南生。”
家里对张謇如此敬重和亲近，其实祖父与状元公门不当、户不对，地位、学识、名声有天壤之别，颇难搭上架。据“家谱”考证，我家是从苏州迁至如皋的，生意人出身。祖父是南北杂货店铺的业主，虽经营不善，却喜爱读书，舞文弄墨，以“儒商”自居。他结交过不少名师，却考运不佳，几乎每年乡试都落榜，连“秀才”的边儿都没沾上过。
意想不到的“一字师”
祖父是个十足的“状元迷”，对张謇的为文为事为人非常关心，也相当熟悉，甚至请通州的娘舅花重金购买《啬庵字帖》，以临摹状元公的字体为荣。祖父多次致函张謇，还千方百计想当面拜访，都因“名不正，言不顺”而未能如愿。
据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甲午科鼎一甲一名状元后，衣锦还乡回到南通，此间受如皋挚友沙元炳（字健庵，壬辰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盛邀，到如皋孔庙书院为即将会试的学子讲课传经。祖父去听课，首次见到了这位自己日思夜想的“偶像”。张謇风骨峻增，才气横溢，在谈到备考时，他一直举东汉“重才轻仕”的王君公和宋代才子毕济南为楷模，勖勉大家刻苦求学，锲而不舍，既“务虚”又“务实”。张謇还板演了即兴勉诗：“小试拟学墙东君，逸书重问济南生。”
祖父听得相当认真，回家后又查考了史料。原来张謇所指的“小试”即“清代童生官考”，“逸书”则系《尚书》外的“散文”。通过钻研《四库全书》又得知“墙东君”是一位老者，毕济南是一位少年后生，可见张謇举此二人为例，是为了勉励“老少考生”。祖父思来想去，认为张謇对此“勉联”未能仔细推敲，用字欠妥：为突出“王君公”中的“君”而用了“墙东君”，如此却与“济南生”的“生”不对仗。祖父为此拜访沙元炳，建议将“墙东君”改为“墙东叟”，这样“老人”对“童生”就显得更为工整。
不想这件事传到张謇耳中，张謇拍案大喜，在沙元炳五十大寿的宴席上，特地派人找来祖父，大加赞赏之余还要拜他为“一字之师”。祖父受宠若惊，不敢同席，张謇仍敬酒三盅，以示尊“师”，并当众赞曰：“人不可虚相，水不可斗量，改我字，必为我师也！”
张謇为表示感谢，应祖父所求将勉诗书写成“楹联”赠送给他，并依沙元炳的提议，让祖父当上“状元府”的“听差”，圆了他追求多年的梦。
多年后人去物在，这副勉联一直是我家的“传代宝”，珍藏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于1988年2月，将此联影印件及其轶事函告张謇嫡孙、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张绪武先生，绪武先生考证后赐复本人，他早年亦听过这则“一字师”的史话，建议我将勉联认真收藏，因为这对研究张謇早期学术思想有很大价值。
张謇
东瀛访垦农
祖父跟随状元公的时间并不长，对于张謇热衷的各项实业活动亦是外行，难以入门，不过，却曾荣幸地以“庶务”身份陪伴张謇去日本考察过洋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应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邀请，张謇与几位同僚到日本参观大阪第五次劝业博览会。按我祖父遗作《东关逸事》记载，当时明治天皇闻听张謇是位文才精博的农垦局总理，又在积极筹办“南洋劝业会”，便破例设宴款待。
席间，张謇听到天皇所赞誉的华侨中有个叫许士泰的山东农民，不禁心中一愣，因为一年前他曾接到许士泰辗转寄来的信函，内中详述了开垦家乡荒地的种种建议。张謇批阅后即转交济南府，岂知洋洋万言却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的张謇当即向日本开拓使询问许士泰近况，据开拓使讲，许士泰有胆有识，励精开荒万余顷，天皇已授予其银杯和白桃绶勋章。
当天午后，张謇回到下榻处，几位同僚告诉他，日方已决定安排他们去富士山观光。张謇却摇摇头，说要去北海道会见那个垦农，一位同僚笑着说：“状元公，此机不可多得啊！你何必去找一介小民，实在要找，带个口信，命他来算了。”
张謇答道：“许士泰虽然只是个老人，可是大清国的农民却有几万万啊！”
同僚们见他执意要访，只好由他带了我祖父及另一名听差驱车前往。
到了北海道，他们按开拓使提供的地址，在札幌郡蛇骨山的山脚下找到了许士泰的庄园。这里，按祖父记载，“平原豁然，极望无际，上尽黄壤，态势远在东西京之上。”那位白发苍苍的垦农，听到前来拜访的竟是享誉神州的状元公，“扑通”一声跪拜地上，泪水簌簌地说：“游子在外，思念乡土，想不到娘家来了父母官……”
张謇扶起许士泰，随之抓紧时间参观了许士泰开垦兴修的果园、水利、桑林、菜地、牲畜繁殖场。他对用灌溉渠引河水进入梯田特别感兴趣，对就地取材发展中小型商品作坊也一一细问，赞不绝口地说：“农民以农为本，不过，发展多种经济才能破穷致富，我确是从你身上大开了眼界。”
临走时，许士泰又谈及那封长信。张謇感叹道：“这样吧，你今后写信，为免延误，请直接寄给我，信封上署明我张某的名字，称我为弟好了。”
许士泰听了，连忙说：“你堂堂的状元大人，我乃一介布衣草民，这怎么行呢？”
张謇满面笑容地答道：“你妄自菲薄了，农民是衣食父母，咱们炎黄子孙，都应平等尊重，亲如手足！”
许士泰本想留宴，被张謇婉言谢绝。张謇回到下榻处，正巧游富士山的同僚也回来了。见同僚们皆津津有味地谈论富士山，他立刻沉下脸，揶揄说：“你们只知道日本有座富士山，为何不提及我们也有一座泰山呢。”接着又道：“泰山下的一个贫苦农民跑到日本励精创业，成了受人敬慕的富翁，我们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真是无比羞愧，白拿官俸了。”
祖父对此事印象极深。张謇回国后亦经常警示同僚，直到1905年他出任通海垦牧有限公司董事长，还一直与许士泰信来信往，请教农垦经验。后来张謇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工商农林总长时，据说还拍电报将许士泰请回国内，在即墨、潍坊、平度、诸城等地区指导过农垦工作。值得一提的是，80多年后的2001年9月，本人应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作协主席马立宪先生之邀，专程到他崂山夏庄的家里切磋有关张謇的一部传记作品，断断想不到的是，马老的曾外祖父便是逝世多年的许士泰。我从马老主编的《城阳史志》中不但佐证了这则史话，还拍下了许士泰的遗照，弥足珍贵。
与梅兰芳的情谊
我的祖父为张謇当差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尤为难忘的是亲眼目睹张謇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忘年交”。
据祖父的《忆昔录》记述，张謇与梅兰芳初识于1914年5月。当时，张謇已回到苏北兴办实业，他仿照上海天蟾舞台的模式，在南通桃坞路北首建造了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更俗剧场。落成典礼上，张謇通过名伶欧阳予倩邀请刚刚走红的京剧名旦梅兰芳来通，其间还邀聘梅兰芳担任南通伶工学校的名誉校长。
张謇对梅兰芳与欧阳予倩评价甚高，在剧院门上他亲笔题下了“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的楹联，并组织发动挚友沙元炳等名家作诗撰联，开辟了“梅欧阁联吟展”。
梅兰芳十分感激，一连献演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麻姑献寿》《奇双会》等梅派看家戏。张謇则创作了超长“献联”：
真是犹假，假何必非真，看诸君粉墨登场，领异标新，同博寻常一笑粲；
古或胜今，今亦且成古，叹三代韶韵如梦，穷本知变，聊应斟酌百家长。
在为梅兰芳饯行时，张謇又即兴献联一副，并题款赠之：
好乐其庶几，钟鼓之声，管龠之音，请言乎与人与众；
立方以感善，乡里之中，闺门之内，同听者和顺和亲。
梅兰芳在更俗剧场演出的几天里，祖父就在那里“撮忙”，并遵张謇之命，从长桥钱庄开了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交给剧团账房王凤卿。张謇说：“有劳各位献演，区区者聊壮行色，过于简亵，敬祈谅宥。”不想梅兰芳登船离开码头前，又让王凤卿将支票退给祖父，并请他转告张謇，自己来通演出，对啬公的邀约和招待已荣幸至极，非常欣慰，如再收此酬，就见外了。
张謇与梅兰芳的友谊，还表现在1918年梅兰芳北上演出时一场飞来横祸上。据祖父笔记所述，那次梅兰芳在蚌埠大舞台演出《贵妃醉酒》结束后，按合同正拟往济南巡演，岂知尚未动身，便接到安徽省督军公署的“急函”，说是督军倪嗣冲的太夫人日内贺寿，一定要梅兰芳去演两场堂戏。梅兰芳唱红大江南北，从来不为权势人物门庭卖艺。他对倪督军的副官不卑不亢回敬道：“梅兰芳有个倔脾气，从不演堂戏。”说罢，将五百元包银退回。岂知倪嗣冲并不罢休，气羞交集之下，竟然派去一队护兵前去硬“请”。
梅兰芳被绑架到督军府，依然不肯就范，并责问道：“难道不唱堂戏就要治罪？”倪嗣冲更觉得梅兰芳驳了他的颜面，居然下令将其交军法处关押。剧团上下一时无法可想，王凤卿急中生智，连忙打电报向张謇求援。
张謇得知后心急如焚，连夜写信并让我祖父随同剧场副理陈宏谟赶至芜湖，亲自呈交倪嗣冲。倪嗣冲见张謇信中称梅兰芳是自己的“干儿子”，而张謇早年又救自己度过一劫，至今尚未报恩，加之陈宏谟和我祖父言明不放人决不回去，倪嗣冲只得看在状元公的情面上“宽恕”梅兰芳，立予释放，让剧团自由通行。
事后，张謇写信给梅兰芳，说诓称他为“干儿子”实在委屈了。梅兰芳回函曰：“啬公仗义相救，便作荫男，有何不该？”并作诗赞道：
人生难得是知己，
烂贱恶人何足奇。
毕竟南通多情义，
濠河飞腾啬公诗。
祖父虽与梅兰芳没有直接接触过，却因这件事后来为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情缘提供过好多方便。当然，这是后话了。
张謇纪念馆
到如皋林梓镇相亲
张謇一生可谓“实业狂”，从“官营”到“民业”，在江淮一带几乎无不涉入，他素来克己奉公，对家庭家产家人很少过问。他的夫人徐蓓宜尽管聪慧好强，知书识理，但有些事实在拗不过状元公，总不得不去如皋向张謇的挚友沙元炳求救，烦他斡旋。
张謇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腊月与徐氏结婚，可二十多年来徐氏一直没有开怀儿。拥有偌大产业却久无子嗣，在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下，徐氏心急如焚。她为说服张謇再娶一房妻子，找了沙元炳几次，沙元炳虽也极力斡旋，却都让张謇以“无暇、无兴趣”而搁置。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八，张謇按惯例到如皋县林梓镇的首富沈绍元家拜年。张謇对沈家很器重，素以“世交”相称。沈家始祖沈万四，原系明朝洪武年间“金陵首富”沈万三的兄弟。当年朱元璋委派沈万三督修南京城墙，藉口他擅自动用贡石，将其抄家发配云南充军。兄弟泣别之际，沈万三暗中叮嘱沈万四一定要离开南京，逃至穷乡僻壤，隐姓埋名，才能保全一家性命。沈万四选择如皋东南四十里的高阳荡为栖身之处，由于经营有方，只两代人的时光，几千亩荒滩就开垦为良田。到了沈绍元手中，又兴办商业、作坊，开渠筑路，还建造了颇具江南特色的“培园”。培园以数十种牡丹誉满全国，曾培育出举世独秀的黑牡丹，张謇为其写过不少赞诗颂文。沈绍元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儒商，也是沙元炳早年的同窗好友，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以“培园三兄弟”自居。
沈家有一婢女吴氏，出身贫苦，从小丧失父母，因贤淑伶俐，品貌俱佳，很得沈绍元夫妇喜爱。吴氏爱读诗书，对张謇的诗联特别感兴趣。有次张謇为培园中的“六角亭”题诗日：
逢花醉一觞，
闲邀磊落人。
何时白鸥来，
寒雨滞归舟。
吴氏则斗胆撰写和诗一首：
夜静春光流，
朝晖六角新。
忘年勤耕莘，
莺燕皆岑寂。
张謇对此诗玩味不绝，并由此渐生“诗外情，情中诗”。此时张謇已年过不惑，但谙熟韬略，满腹珠玑，气宇轩昂，他和吴氏一个是“雷雨舒龙甲”，一个是“桃花烂漫笑”，然而谁也不敢为之撮媒，因为一个乡村草根女子岂能配得上堂堂甲午恩科状元、六品翰林院修撰？
断断想不到，稔熟圣人书的大才子十分开明，认为女子有才便是德，真情不应分卑贵贫富、地位高低、年龄大小。张謇即请沙元炳作媒，将吴氏改名为沈吴，向沈绍元夫妇提亲。迎亲的彩礼、喜轿等事宜依然由我祖父具体操办。祖父曾有记载：张謇与沈家婢女结为秦晋，成为林梓四乡八里破天荒的奇事。这对封建落后的包办婚姻及买卖恶俗，是个不小的冲击，也是无形的抗争。沈氏娶进门后，与徐氏亲如姐妹，非常和睦，一年后便生下儿子张孝若。
张謇题赠徐菊农的勉联
“奇”病“怪”医
张謇满腹经纶，对医学也颇有造诣。他钻研过《内经》，自学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特别佩服如皋的沙元炳，认为这位挚友的脉案、处方均超越一般岐黄，因此一有病痛，都少不了请沙元炳医治。
张謇45岁那年，既要忙于在唐家闸建造大生纱厂，又要为通如（南通至如皋）公路的如期开工扩大官股和私股各25万。由于劳苦过度，加之白蒲镇的股东“抽跳”，出尔反尔，耽误了整个工程进展，以致忧郁成疾，这年才进了腊月，张謇从白蒲工地回来，便病倒在床，几天昏迷不醒。
这一来，急得张家两位夫人和管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沙元炳接到报信，当即乘小火轮赶来，在给张謇望闻问切后，断定是因积劳任烦、心躁愁闷而引起经络疲虚，元气不充，伤肝损脾，气血阻塞。沙元炳对症下药，开了几帖煎剂，但效果不佳，于是打算立马回家与如皋的“瞎郎中”袁二爹切磋，再请他配合治疗。
管家一听，担心地说：“沙先生如此高手都难回春，找什么瞎郎中，岂不乱了套？”幸得两位夫人顾全沙元炳颜面，勉强点头答应。
沙元炳为让张家踏实、放心，翌日便让祖父带领袁二爹一行专程赶至南通。
“瞎郎中”其实只有一眼不明，他既会吹打弹奏，又善切脉察病，与沙元炳的关系十分密切。刚进张府，管家见到袁二爹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半大的孩子，一个手抱琵琶，一个肩扛三弦，便不客气地说：“堂堂状元门第，不准你们胡闹！”经我祖父百般解释，才让他们进了张謇的卧房。
袁二爹面对张謇，先切脉，后察舌，又仔细看了沙元炳开的药帖，突然一挥手，两个孩子居然弹奏起来，弹奏的曲调不比寻常，时而猛烈，时而柔和，抑扬顿挫，此起彼伏，连夫人和管家都听得入了迷。
张謇在床上微微颤动，半晌忽地舒了口气，睁开眼来。我祖父上前问道：“大人此时在想什么？”不想张謇抬起头来说：“快将笔墨拿来，我的诗兴发作了。”
这下可惊动了夫人和管家，正要应声上前，袁二爹却摇摇头说：“不可，不可，还是按帖服药，让他静息。”
第二天上午，袁二爹来复诊，见张謇脸上有了血色，眼珠子也开始转动，于是又令两个孩子吹奏起来。这一曲更有名堂，既轻松又欢快，张謇沉醉其中，竟然坐起来说：“啊呀，我头脑清新多了，白蒲工段还有许多急事要办呀！”
袁二爹下午又来了一趟，张謇便能下床走动了。他见沙元炳也赶到，当晚就办了一桌酒席谢医。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袁二爹说：“多亏沙先生诊断准确，状元大人是因忧郁过度，一时蒙蔽了心窍……”
张謇似乎茅塞顿开，抱拳拱手向“瞎郎中”说：“我以前只听沙兄讲过音乐能治病，想不到袁先生今天用到我身上，立竿见影了，佩服，佩服！”
此后，张謇一直敬重“瞎郎中”为“音乐神医”，并聘请袁二爹到他投资的中医院坐堂治疗精神病症。
后来，张謇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文中强调指出：有些病理常被世人忽视，殊不知殊症应殊医，药物治病，精神更能治病。
我祖父对为张謇请医治病这件事印象很深，此后由于他患上哮喘、关节疼痛等慢性疾病，便极少再去南通，与张家失去了联系。及至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张謇被委任为实业部长后，尚未忘记祖父这个“当差”的升斗小民，还请沙元炳转送一张孙中山亲笔题款的照片，尽管是复制的，祖父却一直视为至高无上的纪念物。
到了我这一代，也因祖父的关系与林梓沈家常有往来。1998年9月，我曾应沈家后人嘱咐，请张绪武先生为其经营的林梓潮糕店题写“老万和”店号。想不到提及往事时，绪武先生说起曾听其父张孝若讲过“一位临时当差的如皋人”，令我极感振奋。这可能就是我祖父以及后代引以自豪的“灵光阕采”。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徐珣
